1978年8月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向叶剑英元帅提交了一份报告，询问是否主持一位开国中将的丧事安排。那时，叶剑英已80岁高龄，总参谋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原本并未要求他主持追悼仪式。但当叶帅看到报告上提到“王诤”这个名字时，他感到心中一阵难过，随后毫不犹豫地在报告上写下了五个字：“叶剑英主持”。为什么叶剑英元帅执意亲自主持王诤的追悼仪式呢？
这源于叶剑英的回忆。王诤是一位革命时期极为重要的人物，尤其在通信工作方面的贡献，直接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早在革命时期，正是王诤领导的通信工作，使得党中央的指令能够迅速、准确地传递到各个战斗单位，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与战斗效率。毛主席曾高度评价王诤，称他为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
展开剩余83%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他从小聪明好学，胸怀大志，19岁时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六期的学员。然而，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并未有机会接触到“共产主义”，而是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报务员。
1930年，王诤所在的队伍参与了围剿红军的战斗。当时，毛主席指挥的红军正在进行第一次反围剿。虽然红军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毛主席很快发现，红军队伍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设施——电台。这使得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受到严重制约，影响了指挥的效率和协调性。
幸运的是，红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电台，尽管它只有部分功能可用。更大的问题是，红军的战士大多数都没有操作电台的经验。这时，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决定从战俘中挑选一名有无线电操作经验的人员。王诤恰好在这个时候被俘，他在战俘营中逐渐理解了红军的革命理念，并决定加入红军。
经过严格筛选，王诤与他的徒弟刘达瑞最终决定投身革命。毛主席和朱德与他们见面后，询问关于缴获电台的情况。王诤检查后告知，电台的发报机部分已经损坏，只能用收报机来接收外界信号。尽管如此，毛主席并没有气馁，反而指示王诤利用这个设备从敌方通讯中获取情报。
王诤并没有停留在现状，经过努力，终于在1931年5月成功与上海的党组织建立了无线电通信。几个月后，他在山坡上架设天线，成功接收到上海中央电台的信号，为中央与苏区之间的联系开辟了新的道路。毛主席对此高度评价，称无线电的存在让红军能够在政治上保持与党中央的紧密联系。
随后的战斗中，王诤的通讯工作屡屡发挥关键作用。在1931年的反围剿中，王诤凭借监听到敌军电台的情报，为红军及时调整部署，打败了敌人的围剿。在其他几次战役中，王诤领导的通信工作几乎成为了红军取胜的法宝。
1933年，中央苏区授予王诤“红星奖章”以表彰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到了1939年，毛主席回顾通信工作时再次称赞王诤为“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这一称号，既是对他在革命时期的贡献的认可，也代表了王诤在红军通信事业中的地位。
随着长征的开始，王诤的电台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在湘江战役中，王诤不幸被炮弹炸昏，但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和电台一起被战士们保护着渡江。为了确保通信畅通，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与子弹，保护王诤与电台，甚至牺牲了七位战士。这一幕深深感动了王诤，他更加坚定了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决心。
长征结束后，王诤继续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组织和建立起了强大的无线电通讯网络。到1940年，毛主席为王诤在《通信战士》杂志上题词，称其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也是对他和整个通信团队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被任命为邮电部的负责人，开始了对全国通信建设的规划和推动。他提出了全国电信网、军队与铁路专用通信网的建设设想，并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电信事业的快速发展。1950年代，他还在航空、导弹等重要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王诤依旧坚持工作，直至1978年8月13日，他在与副主席王震讨论电子对抗事业后，安然离世，享年70岁。回顾他的一生，这位曾经的战俘，最终成为了中国通信事业的奠基者。
在叶剑英主持的追悼会上，叶帅深情地评价王诤的一生：“王诤同志为发展我国电子技术和尖端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建人，是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又红又专’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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